对于央企主要领导密集调整的原因，刘兴国认为，通常有三种可能：一是制度性更换，也就是领导任期届满后的调整。二是年龄原因调整，也就是因为任职年龄限制，面临到期退休而必须调整。三是临时性调整。往往是由于原任领导违纪违法而被迫进行调整；或者是企业发展遭遇重大困境，需要借助领导人员调整来重新谋划部署新的发展战略战术；抑或是国资委对企业发展有新的谋划，需要提前在企业领导层面做好调整，以推动后续新谋划部署的实施。

　　察觉到新机遇，从业二十多年的苏昱在政策出台后马上成立了研学公司。“应对在线旅行（OTA）对传统旅游业的冲击，研学是为数不多可以在线下做出特色的品类。” 

　　此次访华期间，耶伦一边表示不寻求同中方“脱钩”，一边屡屡提及中国产能过剩问题。在专家看来，都是反对“脱钩断链”，欧美之间也有所差异。

　　李钢最后说道，投资者要注意自己的心理，不要押注必须从某个市场中赚到钱，或者获得更高的收益。我们要注意的是投资目的，如果仅仅是投机，那么将没有任何一个市场适合你，更应该关注投资和合理的资产升值。

　　卡洛斯·德尔·托罗在8日开幕的美国“海洋航空航天博览会”发表主旨演讲时，对于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是恼怒不已。他批评说：“尽管美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，但建造这些舰艇的美国造船厂已经落后于全球技术标准几十年”。“在过去40年里，美国的造船能力已经大幅萎缩。”

　　航天类央企多是跨公司任职。比如，中国航空器材集团董事长徐思伟跨公司，任中国国新控股董事长；中国商用飞机副董事长、总经理周新民，跨公司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；重庆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陈鸣波，由政转企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。

　　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认为，对欧洲来说，经济上与中方相互依赖是客观现实，在政治层面，双方也有平等相待的需求，欧洲所说反对“脱钩断链”，既合乎欧洲民众的需求，也合乎欧洲主流政治精英的需求，是一种真实愿望的表达。

　　比如，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称，高端技术情报被透露到国外的事件，近年来在日本层出不穷。其列举的两个例子，一个是“2020年1月，在俄罗斯外交官的要求下，软银一员工因涉嫌携带与通信设备相关的机密信息而被警视厅逮捕，同年7月，东京地方法院宣判其有罪”。